继北京之后，杭州或将迎来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据悉，杭州的实施方案将由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领衔，浙江省银保监局、浙江省金融局以及杭州市金融局四方联合制定。
“监管沙盒（Sandbox）”是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在2015年提出的概念。简单说，就是一个试点“特区”，监管部门通过设立限制性条件和相应保护措施，允许金融科技机构在真实市场环境中，向真实消费者提供创新性金融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

监管通过全程监控并评估其在沙盒中表现，判定其能否“出盒”并大面积推广。

北京沙盒运转已4个月
今年1月14日，北京金融监管局公布了第一批6个进入监管沙盒的试点项目。
北京沙盒入盒的6个项目，其中4个是贷款类，2个是支付清算类。包括，宁波银行的快审快贷产品；百信银行AIBank Inside产品，采用开放银行技术API，将第三方客户引流到行内放贷；工商银行基于物联网的供应链金融；中国银联将手机打造成移动POS收单；中信银行智令产品通过一站式管理不同Token”等。
北京沙盒入选机构都是持牌金融机构，技术涉及支付标记化、大数据、API 技术、分布式微服务、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可信执行环境（TEE）等。
第二批被寄予厚望
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第二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
第二批沙盒试点将试点从北京扩展到了上海市、重庆市、深圳市、河北雄安新区、杭州市、苏州市等6市（区）进行。
除了地域增加，申请主体范围也扩展了。可申请入盒的主体从持牌金融机构扩展到持牌金融机构和非持牌的金融科技公司。而从扩容的城市来看，也涵盖了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金服和腾讯金融的总部所在地。
“6市（区）的实施方案都有各地自行制定，当然央行有一个总的方向把控。对某些方面不太合现有规范的创新产品，只有专业监管机构才能评判试点的风险是否可控。所以这次杭州的实施方案由地方人行和地方银保监连同地方金融局共同制定。”一位知情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2020年将是人民银行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实施重要一年，加之今年疫情影响下经济受到重压，可以预见的是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将全面铺开。
监管沙盒作为一种正式的监管程序，允许市场参与者与实时客户测试新的金融服务或商业模式，并受到一定的保障和监督。
联合国普惠性发展融资特别倡导（UN Secretary-General's Special Advocate for Inclusive Finance for Development，简称UNSGSA）和剑桥大学替代金融中心（Cambridge Centre for Alternative Finance，CCAF）去年曾联合发布一份金融科技发展报告，详细介绍了监管沙盒的全球进展和优劣性讨论。
目前监管沙盒已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运行或计划中。
监管沙盒全球分布
目前监管沙盒可分为产品测试和政策测试两类：
一是产品测试沙盒：允许创新者在正式授权或注册之前对新产品进行实时测试，获得参与者对其服务或业务模型的反馈，评估消费者接受度和商业可行性，测试底层技术的可行性，并重新定义产品特性以达到合规。
二是政策测试沙盒：测试时安排一个特殊的监管假设，目的是评估法律法规是否可能妨碍有益的新技术或业务形式。这通常是监管流程的最后一步，始于有关监管不确定性的非正式指导，结束于以确定业务模型是否需要修改现有规则或监管的测试。主要用于对原有法律法规的删改。
但要注意的是，二者界限并不分明：几乎所有的法规沙盒，包括产品测试沙盒，在测试过程中都有一些法规不确定性的元素。
监管沙盒的优势是可以直接促进金融包容性，尤其是主题沙盒。
主题沙盒重点关注对包容性金融生态系统具有显著意义的产品或技术。这方面的突出探索是马来西亚央行与总部位于英国的汇款公司WorldRemit的合作案例。
当时马来西亚法律要求KYC检查必须以人为本——这对网上开户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沙盒允许WorldRemit在银行监管下的受控环境中操作其eKYC解决方案。测试受到客户的好评，银行对远程KYC解决方案的有效性感到满意。因此，银行修改了KYC规则，允许汇款提供商通过自拍和其他远程身份证明来验明正身。
也许更重要的是，与市场参与者的互动可以为沙盒计划提供一个焦点，从而在监管机构内部实现文化变革。
监管沙盒的经验教训
对沙盒的早期批评集中在新公司没有适当监管能否在市场上运营的风险上。然而，更深层次的担忧是，监管机构可能将资源密集型沙盒计划置于更全面的创新政策、市场参与战略或金融包容计划之上。
1、实际上，沙盒并非必要
监管沙盒的成本因监管机构、设计和运行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在两类沙盒之间的模糊界限下，还不清楚哪个模型的资源密集度较低。单是设计阶段就可能是高度资源密集型的。
到目前为止，在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开发一个监管沙盒需要18个月的时间；即使在发达市场，监管沙盒的开发通常也至少需要6个月。这一过程涉及广泛的公众咨询和市场调研，和涉及重大的内部协商。
运营阶段的成本可能会降低，但不是一定会降。几乎三分之二受访的监管机构指出，他们明显低估了开发和运营沙盒所需的资源。一个新兴经济体的监管机构承认，其团队很快就被应用程序的数量压得喘不过气来。
在发达经济体中，一个监管机构拥有相当于10名全职员工的人员来支持沙盒功能。
数据表明，大约四分之一的监管机构在没有优先评估可行性、需求、潜在结果或附带影响的情况下就启动了沙盒计划。
有些可能是希望在这一监管创新的高利润指标上保持竞争力，而不是非“沙盒”对普惠金融的影像感兴趣。尽管宣布沙盒框架可能相对简单，但在启动这些资源密集型项目之前，应该仔细评估目标和风险。
这方面的案例是，肯尼亚资本市场管理局最近进行的一项金融科技市场调查显示，一个创新办公室将有助于解决初创企业的监管问题。经验表明，在没有实时测试环境的情况下，与沙盒测试相关的大多数法规问题其实也可以有效解决。
还有新加坡监管机构向140个组织提供指导，由此产生的40个应用程序，有大约30个后来被撤回或是在无沙盒环境下继续进行。
2、简化沙盒流程
在回顾过往沙盒计划时，监管机构私下表示，他们没有准备好处理沙盒应用程序和开发测试计划所需的工作和资源。基于这些经验，他们开始尝试简化应用程序流程、改进应用程序和扩展通信通道。
例如，新加坡最近推出了一种沙盒，以加快对低风险项目的审批实验。加拿大等地已授权应用前会议评估沙盒。
香港金管局推出金融科技联络点，鼓励市场参与者通过电子邮件、视频会议或面对面会议讨论他们的申请。马来西亚央行也已经开始探讨如何减少处理大量应用程式的时间。
3、高层领导和机构的参与很重要
沙盒跨部门进行，需要新的功能和协作，执行领导和机构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这有助于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
以塞拉利昂为例，2016年该国央行启动了国家金融包容性战略（2017-2020），为鼓励金融服务发展而提供一定的现金奖励、投资和沙盒准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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